新疆翻译公司金桥翻译获悉林少华的签名很考究，用的是黑色软毛笔，一上午亲自签了几百个名后，他悄悄对人说：“读者这热情，我哪里敢说手酸。”他一身西装，头发向后梳，手提黑色公文包，里面用文件夹放着为新书发布会写好的发言稿，A4 大小，约六七张，里面用黑笔、红笔做了不同标记。

从《挪威的森林》到《刺杀骑士团长》，30年间，林少华翻译了40多部村上春树的作品，让村上春树在中国家喻户晓。如今正式从大学退休的他表示准备以教师题材进行原创。因为看到自己的名字以小一号的字号署在另外一个男人的名字后面，总不是滋味。

“从事翻译，是为他人做衣裳，做久了，就想给自己来上一件。”他说。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实习生杨桂芳

上海书展期间，翻译家林少华举办了一场关于新作《刺杀骑士团长》的讲座，现场座无虚席，既有十多岁的小女生，也有白发苍苍的老太。

靠拔草缓解写字“痛”

该书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最新长篇小说，因书中提到南京大屠杀备受关注。

从 2008 年开始的十年，村上春树新书的翻译版权属于他人。林少华说，村上春树中文作品版权旁落这10年，自己的感受就好像正闷头吃得津津有味的一碗拉面忽然被人一把端走，致使自己“目瞪口呆地面对空荡荡的桌面，手中筷子不知是举好还是放下好，嘴巴不知就张着好还是姑且闭上好。”

2018年，村上春树的版权重新回到他手中，这碗拉面又被端到他的嘴边。林少华在东北农村老家花了85天就完成了翻译。新书中不少段落是他趴在土炕的矮脚桌上翻译出来的。

他说，虽然相隔十年，但村上作品还是那个味道，他再熟悉不过，基本看完上句，就大概知道下句是什么，连字典都不用。“我翻译不用查字典，如果一边查字典一边翻译，猴年马月能翻译完？”说完，他将额前的头发往后理了理。

连写十天后，林少华胳膊痛，手腕痛，手指痛。握笔的大拇指和承重的小拇指尤其痛，疼到饭碗都端不稳。他告诉出版社，恐怕要迟交稿，出版社回复马上寄止痛药来。

他谢绝了，灵机一动，去院子里拔草，拔了二三十分钟，疼痛大为减轻。“如此晓行夜宿，风雨兼程，一天清晨终于全部完工。手写稿纸1600多页，近50万言，前后历时85天。译罢最后一行，掷笔‘出关’。但见晴空碧日，白云悠悠，花草树木，流光溢彩。心情好得都不像自己的了。”

不懂摇滚翻译遇“囧”

林少华说，走上翻译之路完全是意外。

学日语前，他不知道天下有日语这个语种。“我们那代人对日本文学、文化，大抵采取的是俯视，认为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派生，并没把日本文学看得独立、有分量。”

上世纪80年代，读《挪威的森林》时，他才30多岁，研究生刚毕业，一个月赚79.5元。一位翻译界前辈推荐他翻译这本书，怀着挣零花钱的心态，他接了活，没想到却红了。

林少华原想成为知名学者，写两三本砖头般的学术专著。结果半本都没写完就碰上《挪威的森林》，进去“森林”就再没出来。“村上既成全了我，又耽误了我，《挪威的森林》让我获得一定名声，也耽误了我的学者前程。”

不过林少华不特别后悔。因为中国不缺少像样的学者，缺少像样的翻译家。“要是写学术专著，顶多也就三五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写100多本。”他笑着说，眼神中满是自豪。如今，林少华是空中飞人，最忙时一个月都在外做讲座。

在没网络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林少华每每被村上作品中“连篇累牍，几乎近乎卖弄”的爵士乐、歌手名字和唱片名称弄得一头雾水，这些英文单词都是通过日语片假名的形式书写，字典上也查不到。“实在没办法，我只好自作聪明，望文生义。”林少华向读者老实交代，“比如Beach Boys，现在大家知道是美国摇滚乐队‘沙滩男孩’。当时我想了半天，恍然大悟是人名，就写了‘比齐·鲍伊斯’，书就那样出版了。”

半年后，一位北京的读者给林少华来信，指出包括“比齐·鲍伊斯”在内至少15～20个单词的翻译错误，还一一罗列了单词的英语原文和约定俗成的翻译。林少华直言，爵士乐、摇滚乐这些是他知识死角，即使现在翻译《刺杀骑士团长》，他也跟责编讲好，找音乐方面专家确认后最后才敢交付印刷。

30年仅见村上两次

“译文出版社村上作品的发行总量就超过1100万本，一本书平均一般认为有4个读者，保守地算，不算盗版书的读者，我和村上春树在中国至少有4000万读者粉丝。”谈及自己作品时，林少华难掩骄傲。

关于村上春树，林少华说，“一般都认为我们关系很铁，他肯定请我搓一顿，去那种有艺伎的日本高级料理店。但很可惜，真没有。”他说，他和村上春树只见过两面。第一次见面是在2003年。“没去他家，去的是他设在东京中心城区的事务所，一幢普普通通的枣红色六层写字楼的顶层。交谈当中，村上不大看人，更多时是向下看桌面。就像他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一样，不大爱主动交谈，聊天大多数是我问他答。”林少华说，他感觉村上春树很孤独。他基本没官方头衔，也不参加活动，不喜欢和别人交往，自己新书也基本上不出来站台。他每天都出去跑步，保持每天写2000字，他甚至说，哪怕正写在兴头上，也不往下写了，要留到第二天。

2008年10月，林少华第二次和村上春树见面时，村上春树对林少华说：“历史认识问题很重要，日本的年轻人不学习历史，所以才要在小说中提及历史，以便使大家懂得历史。”所以，后来就有了《刺杀骑士团长》。

代人“做衣”不是滋味

村上春树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但一直“陪跑”多年。在林少华看来，村上春树获诺奖是早晚的事。“他的作品很大程度体现了诺奖审美标准的理想主义倾向。”不过他坦言，村上几乎拿遍了除诺奖之外的所有世界性文学奖，在世界各地还获得了巨额的版权回报，拥有众多粉丝，可谓要名有名，要钱有钱。“再给他诺贝尔文学奖，别人还活不活？”林少华打趣地说。

当被问及下一步创作计划时，林少华说如果没有特别邀约，他不会继续翻译。最近，在高校当了35年教授的他正式退休，计划写一部原创作品，反映当下的教师众生相。

他曾说，看到自己的名字以小一号字号署在另一男人名字后面，总归不是滋味。“从事翻译，是为他人做衣裳，做久了，就想给自己来上一件。”他引用傅雷的话说，翻译是舌人，鹦鹉学舌久了，就想自鸣得意一回。

“翻译家本质上必须是作家，否则翻译不好。”林少华说，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需要对语言词义辨析，微妙之处的体味有天分，而他在这方面还是有些天分。

“小说我写不来。但论语言风格上的变化，我比村上强，既可以小桥流水，也可以大江东去。”他笑着说。

对话

“再给村上诺奖天理不公”

广州日报：《刺杀骑士团长》在村上春树作品中处于什么水平？

林少华：大概排第二。这部作品的一大亮点是他提到了80多年前的南京大屠杀。相关表述在二十多年前的长篇《奇鸟行状录》中出现过，但寥寥数语，这次接近三页篇幅，译为中文也有1500字之多。

广州日报：村上对你翻译他的作品评价如何，是否满意？

林少华：因为他不懂中文，也无从获知我的中文译本到底怎么样。总的来说村上对翻译比较宽容，他一再强调的是，翻译有两点，一是语言功力，第二是对原作怀有近乎偏执的爱，甚至这点更重要。

广州日报：有没有邀请过村上春树来中国做讲座？

林少华：他不愿意过多地和外界打交道，特别不愿意和公众、媒体打交道。他可以在网上认真答复读者提问，但不愿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讲、签售。我邀请过他来中国，甚至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都曾希望通过我找村上来中国做学术交流，那时来的都是诺奖级别的人，但他都婉拒了。

广州日报：村上春树还有机会得诺奖吗？

林少华：我觉得是早晚的事，不是他需要诺奖，而是诺奖需要他。村上得的奖已经够多了。某种意义上，再给村上一个诺奖是天理不公啊，他作为作家捞到的东西已经够多了。

不喜被称御用翻译

广州日报：你翻译时节奏是怎样的？

林少华：我一般是一天翻译十页，原文的一页是七八百字，译成中文四五百字，我一旦动笔，每天不能低于十页。比如今天去开会或者有客人来，我只翻译了五页，那我第二天累加起来也得翻15页。否则，一本书就永远翻译不完。一般晚上11点前不可能睡觉。当然，也不可能天天熬夜，我那时还是教书匠，第二天还要上课呢。

广州日报：你翻译的村上作品也有批评声音，说你没忠于原著。

林少华：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别人的批评基本不看，否则无法静下心。我就是忠实于内心世界，忠实于我认为的原文。你认为好就好，认为不好就不好，那是读者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也是村上的想法。翻译本身不是为了讨好读者，再说很多人可能不懂日语，没读过原著，就来说不忠实。

广州日报：觉得是村上成就了你，还是你成就了村上？

林少华：算是双赢，否则这事长久不了。外国极少有人提到村上的文体或者语言风格，基本上只有中国人特别看重文字，看重语言本身。中国人是学习诗词歌赋一代代传下来的，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以我才会在翻译上抠得特别细。

广州日报：喜欢“村上春树作品御用翻译家”这个标签吗？

林少华：不大喜欢这个称号。实际上，除了村上的书，我还翻译了很多日本作家的书，村上的书只占一半。可以去看看我翻译的另一半作家作品，风格不同。如果千篇一律，那是我翻译上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