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当代中国的窗口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传播与研究，为世界理解当代中国、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张峰表示，中国现当代文学反映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情感，是当代中国人经验世界、心灵世界的生动写照。回顾中国文学作品在历史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外翻译、推介与接受的历程，不仅有利于促进翻译界、出版界和学术界的沟通，加强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和读者的对话与交流，还能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思考中国文学、文化如何走向世界，促进中国文学走进国外读者的阅读视野与内心世界。
在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任东升看来，翻译是人类出于交际需要，以不同语言符号系统为媒介的跨文化思维转换和生产实践。作为生产实践的成果，翻译产品或服务不仅具有市场属性，受价值规律的影响，还具有非市场属性。翻译作为人类的精神文化创造活动，属于一种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有其内在规律。制度化翻译与市场化翻译共同构成了翻译社会性的两个层面，二者如同天平的两个托盘：翻译的目的和文本类型决定每个托盘中的重量，从而决定天平的倾斜度。译本质量评估不可单以市场效果为指标。国家翻译实践与面向市场的翻译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互相补充的关系。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经历了两轮翻译高潮。”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黄友义介绍，第一轮翻译高潮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翻译的内容以学习外国为主；第二轮翻译高潮发生在本世纪初期，与上一轮高潮相比，这次的突出特点是中文翻译成外文的比例迅速上升，涉及的语种更加广泛。中国翻译协会的行业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的翻译市场上，中译外的规模第一次超过了外译中，达到了翻译总量的54%，这在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2014年，中译外的比例在翻译总量上进一步上升，达到了60%。
寻找文化共同点
文学译介出版承载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任，其关键在于让所译作品“走进去”，提高作品的接受度与翻译质量，改善出版和传播策略。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王颖冲表示，传统的文学译介出版要积极与其他媒介互动，包括图书与期刊的互动、文学译介与影视作品的互动、纸质出版媒介与网络平台的互动。在经济全球化、数字化时代，互补和协调的出版模式有助于开拓传播渠道，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从宣传推广角度看，译本的畅销离不开图书编辑、出版等部门的努力，同时也需要和译入国的组织机构举办中国文化宣传活动，增进文化交流。
日前，由文化和旅游部外联局主办，中国文化国际旅行社、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中国文化译研网承办的“2018年中外文学出版翻译合作研修班”在北京、天津两地举办，包括杜光民在内的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的41名出版翻译界代表、出版家和汉学家，在为期6天的研修活动中与中国作家、出版商、学者围桌共话，共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出版，为中国文学“走出去”铺路架桥。
3年前的夏天，来自缅甸的翻译家、汉学家杜光民第一次来到北京，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那一年，他因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而踏上这方土地，从此，与中国文学作品译介的缘分越结越深。今年，当杜光民第三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已经翻译了莫言的《蛙》《生死疲劳》《红高粱家族》等作品的他即将出版余华的译作《活着》。
文学是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窗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缩影。近年来，《三体》《解密》《青铜葵花》《射雕英雄传》等一大批中国文学作品在国际市场上广受欢迎，中国文学“走出去”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亮点之一。
来自伊朗阿拉梅·塔巴塔巴伊大学的教师孟娜结合自身经验谈到，近年来，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很受外国读者欢迎，其中包括描述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进程的小说，富于浓厚乡村色彩的作品，以及讲述中国历史事件的作品，描写都市生活的作品，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科幻小说。通过中国文学作品，国外读者可以了解中国农村和都市生活的日常，感受中国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以及变化中的世事人文在各个层面的交织等。
相关资料显示，2017年，中国输出的图书版权达到10670项，引进的图书版权达到18720项，其中，相当比例的版权引进和输出是文学类作品。
随着国内外文学双向交流日益频繁，翻译不可或缺的作用越发凸显。得益于中国文化交流的蓬勃发展，翻译出版也加快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
杜光民认为，将中国文学与文化更加丰富、完整、准确地介绍出去，让读者能够感受到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变化，是他作为翻译家的责任所在。孟娜也认为：“作为有翻译能力的汉学家，我们的责任很重。我们要了解中国优秀的、符合各国需求的图书和作品，将其翻译成我们国家的语言，介绍给人民。通过这样的译介工作，其他国家的读者可以了解中国人的生活、精神和历史，可以感受到中国的灵魂。翻译家要给外国读者提供一条了解中国文学的途径，增进人类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个翻译家都是一个文化使者。”
然而，由于语言习惯、文化认知、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意象及其内涵翻译成外文，有时候达不到预想的效果。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学在发展，海外汉学也在发展，但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各国译者、出版人共同努力、持续耕耘。
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进口管理司副司长赵海云认为，中国出版业还没有形成从选题、翻译、编剧、推广强有力的专业化产业链条，国际化的道路仍然任重道远。为此，为进一步促进中外文学的翻译交流，他建议，一是提升对外翻译出版的质量，重点支持优秀作家和翻译家的作品；二是创新交流方式，比如译研网正在实施的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将支持更多的海外作者和汉学家写作关于中国的作品；三是搭建对话交流的平台，鼓励和支持中外作家、出版家、翻译家、编辑交流沟通。
启动于2015年的中外文学出版翻译合作研修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架起的中外友好交流之桥。“研修班以文学出版为基础，以翻译合作为桥梁，有力地推动了中外文学出版作品译介合作，推动中外优秀文学作品互鉴传播，增进中外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谊。”文化和旅游部外联局副局长朱琦表示。
“翻译家翻译的大量国外作品滋润了我，使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又有大量的翻译家把我的作品传播到各个国家，让我的读者一下子扩展到了全世界。”作家麦家感叹，“我们对翻译家的尊敬，应是由衷的。”
寻找文化共同点
文学译介出版承载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任，其关键在于让所译作品“走进去”，提高作品的接受度与翻译质量，改善出版和传播策略。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王颖冲表示，传统的文学译介出版要积极与其他媒介互动，包括图书与期刊的互动、文学译介与影视作品的互动、纸质出版媒介与网络平台的互动。在经济全球化、数字化时代，互补和协调的出版模式有助于开拓传播渠道，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从宣传推广角度看，译本的畅销离不开图书编辑、出版等部门的努力，同时也需要和译入国的组织机构举办中国文化宣传活动，增进文化交流。
尊重翻译的内在规律
美国翻译家与汉学家葛浩文认为，翻译应当具有包容性，而不应该产生分裂性。文学翻译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它于普通大众有益，于文学事业有益，既能够疗愈心灵，又能够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但翻译是个辛苦的工作。作为原作者的“代言人”，译者必须同时服务于原作者和译文读者。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平衡，把翻译真正做好，对译者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主办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国际研讨会在沪召开。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世界观察当代中国的窗口。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查明建提出，较之其他媒介，文学是沟通心灵、增进不同国家人民相互了解的最佳渠道。因为语言的隔阂，中国现当代文学不能直接为海外读者所阅读，需要借助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有两个系统，即国内译者的翻译以及海外汉学家和翻译家的翻译。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与接受，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研究，不应局限在译本层面翻译策略（如归化、异化、误译、删改等）的研究，还应加强对译本之外因素的研究。例如，海外译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结缘的契机，译者的文学观与其翻译选择、翻译策略的关系，译者对所译作品的推介策略与阅读接受效果的关系，海外译本的“当代中国形象”等方面的研究。
在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任东升看来，翻译是人类出于交际需要，以不同语言符号系统为媒介的跨文化思维转换和生产实践。作为生产实践的成果，翻译产品或服务不仅具有市场属性，受价值规律的影响，还具有非市场属性。翻译作为人类的精神文化创造活动，属于一种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有其内在规律。制度化翻译与市场化翻译共同构成了翻译社会性的两个层面，二者如同天平的两个托盘：翻译的目的和文本类型决定每个托盘中的重量，从而决定天平的倾斜度。译本质量评估不可单以市场效果为指标。国家翻译实践与面向市场的翻译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互相补充的关系。
《今日中国文学》编辑部、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中国文学翻译档案库”、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参与协办会议。
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也是一种跨文化行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美认为，从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到现在，中国文学海外译介的成就不可否认。要在异域文化中延续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中国现当代文学必须克服语言、文学、宗教、审美等层面的多重障碍，提升作品在西方读者群中的认可度。译者应该是中立的，要站在东西方立场的共同根基上，寻求两种文化的共同点，使读者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东方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