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读《卡拉马佐夫兄弟》还是大一升大二的暑假,也正是因为这本书,荣如德于我来说成了“神仙”一般的人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差不多五年之后,我能有机会见到荣老。
第一次见到荣先生,是2016年的秋天,他是为《荣如德译文集》的事而来的,听说社里新来了一位俄文编辑,又觉天气甚好便过来了。当时刚刚成为上海译文出版社成员的我,还沉浸在获得这份梦寐以求的工作的喜悦中,突然见到偶像,我还狠狠掐了自己一把,确定不是做梦。说实话荣老给我的第一印象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我本以为这样一位大翻译家,翻译的作品又如此深沉晦涩,想来必是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实际上却正好相反,荣老是出了名的和气、幽默。
荣老个子中等,身形清瘦,略有些驼背,头发花白,虽然已经难掩老态,但是气色非常好,与人握手也颇为有力,且不是那种因衰老而无法控制的有力。眉毛虽然也已经变白,但是很长,总之是长寿之相。他很健谈,差不多那天下午整个都用在了和荣老聊天上。其实关于《荣如德译文集》的事情并没有聊多少,基本上都在聊他的过去。通过这个下午,荣老对我来说,不再是那个“神仙”一般的人物,却正因为了解了那些平凡的真实,我对他愈加崇敬了。
到了1990年代,荣老开始动笔翻译《卡拉马佐夫兄弟》。最初对于翻译这部作品,他内心是拒绝的。让他着手开始翻译这部巨著的动机,竟是一位钢琴家的壮举:俄国钢琴家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应邀前往美国作巡回演出。节目是勃拉姆斯的两部钢琴协奏曲:上半场演奏《d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半场休息后再演奏《降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两部钢琴协奏曲每一部都需时45到50分钟。弹任何一部都足以令演奏者累得大汗淋漓,而里赫特大师一场音乐会把两首协奏曲都拿了下来,中场只有短短一会儿休息时间。这在荣老看来有些超自然的色彩,他起了模仿之意,于是同时接下了两部大部头作品的翻译:《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名利场》。从荣老谈起这件事的神态可以看出,对于此事,他是非常得意的。顺便提一句,荣老可以说是古典音乐的资深爱好者,每次打电话给他,背景音一定是钢琴曲,而他也把听音乐当作生活中最大的休闲乐趣。
对于这两部作品,荣老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不得不服的苦药;《名利场》则是缓解苦味的巧克力。对于这服苦药,他保持着三天翻译10000字的高效,直到交上了初稿。做过翻译的人想必都清楚,三天10000字是多么可怕的速度。1998年夏天,他开始着手下一部作品的翻译,但遗憾的是,有一天他骑车摔伤了腿,手术后又发生了感染,伤愈后荣老决定不再从事翻译工作了。
随着交往的频繁,我对荣老愈加钦佩和崇敬。他一生未曾结婚,平时的起居多靠自理。但是年纪大了之后,据说房间越来越乱,所以我几次表示要去看望他,他都一口回绝,理由就是:家中太乱,丢不起人,语气理直气壮。有时向荣老求字签书,本想不必麻烦只签名字落款即可,但是荣老不肯,他必定深思熟虑,想好上下款,而且措辞必要符合身份关系又带些幽默。说到幽默,荣老提起曾有人建议由他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他说:“这位仁兄的作品太过一本正经,一点幽默都没有,便是杀了我也不会去翻译的。”而说到自己翻译的作品时,他每次都不忘嘱咐我:“如果发现错误,便大胆去改,千万不要以为我荣某人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去年夏天,有幸同荣老一起吃饭,席间他第一次向我说起,他患了阿尔兹海默症,医生已经确诊,所幸尚不严重。我至今仍记得,荣老看着我忧心忡忡的样子,十分真诚地对我说:“我已经够满意了,因为命运对我够宽容的了。”
荣老一直反复强调一位英国老太太——康斯坦斯·加内特对他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帮助极大。这位老太太因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半生的岁月都是在俄罗斯度过的,所以才能准确地、恰如其分地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荣老每每在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时遇到难题,俄文之路行不通时,便参考这位老太太的英译本。这话他说得坦荡,毫无遮掩。荣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加内特这样一位英文译者是他的幸运;而我在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荣老这样一位中文译者,应该同样也是他的幸运吧。
荣老出生于1934年底,出生时父母均年过四十。同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一样,他的童年少年经历了不少坎坷,但是他很庆幸,虽然父母均属文盲之列,却坚持让他去上学,也正因为小学时的三位老师在他“这片小小薄田上也曾撒下几颗种子”,才让他有了后来的成就。1953年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的日子,也正是从这天起,荣如德这个名字同翻译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当时才20岁不到的他,开始了俄语教学的生涯。到1956年,他参与了著名俄语教育家、李立三的夫人李莎主持的新中国第一套俄译汉的教材编写工作。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荣老辞去了教学工作转而专职翻译,不久又转到编译所工作。当时因为年纪最小,也未成家,且稿酬收入不菲,他便经常让办公室的同事代领薪水并不必转交,代领者自己安排即可。
作者:刘晨